百度、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反腐情况

2020-07-15 17:05:48 编辑:利他网络 来源:来自网络

2020年4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原“今日头条”商务经理汪某的上诉,维持其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原判。至此,“今日头条反腐”新闻里影响最广、金额最大的高管腐败案件尘埃落定,行贿方易某某和受贿方汪某各获3.5年与2.5年刑期(案号(2020)京01刑终167号)。

 

互联网大鳄们一路高歌猛进、弄潮经济,塑造一段段神话。如果说前几年,制度建设得相对滞后还是互联网行业的阿喀琉斯之踵,倒逼着行业纷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而如今,走在反舞弊前列的巨擘们已然通过多年来的努力,在创设内部监察部门、案情公示方案、与司法机关合作等关键问题上,都创下了被广泛报道的实绩。

 

本文将针对2017年以来阿里、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美团、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大型企业职务犯罪情况进行分析(统计来源包括裁判文书网有关判决结果和各大公司的公开资讯、反腐通报),与读者一同探讨互联网公司的反舞弊特点。

 

内部舞弊呈现岗位多样性与涉案金额逐年上升的趋势

 

2017年至2020年上半年的三年半时间,通过公开渠道,可统计得116例具体到个人的互联网企业内部舞弊事件,从中可看到一些趋势。

 

首先,不考虑只有半年数据的2020年,所有岗位的犯罪发生频率几乎都呈现较明显的上升倾向

 
 

 

这种趋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1)互联网公司综合业务拓展的剧烈竞争,多样化的岗位产生了多样化的内控风险。

 

(2)发展较早的互联网公司进入平稳过渡阶段,业务与组织架构均有重新整合的内部改革行动,管理层开始重视内控建设,内部自查发现的案件增多。

 

(3)技术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日常生活业务电子化程度提升,使一线技术员违规操作可能性增强;另一方面,查处案件的技术手段也相应获得发展。

 

 

 

四年间,采购销售、技术、业务、运营等岗位,每年都有两个以上公布具体金额案件的岗位公开可查。对上述四项岗位每年发生舞弊行为的涉案金额计算总值,可以发现,基本上各岗位涉及到的犯罪金额呈逐年上涨趋势。涉案金额走高,代表犯罪恶性程度和破坏力的上升,对企业造成更多直接或间接的损失。

 

中高层管理人员舞弊占比四成以上

 

纵向而言,116个案例中去掉6组犯案人员层级不明的情况,共有47名中高层职员和62名基层员工的腐败问题浮出水面,各自占比为41%和53%。高层舞弊案件达到四成占比,犯罪率着实不低。更有多起高层指示下级工作人员帮助、参与腐败的案件(如(2019)沪0106刑初1713号,饿了么某区域经理指示运营人员提高商户排名,获取竞争优势),在企业内部产生的影响恶劣且深远。

 

 

 

高层腐败问题往往引起外界巨大关注,也容易被新闻媒体捕捉报道。而原百度副总裁韦方、京东生鲜经理严青等高管舞弊事件,由所属企业的对外平台重点通报。及时公示员工重大舞弊事件,对内可起到威慑作用,彰显反腐决心;对外又能回应公众所期待的披露信息,塑造企业廉洁形象,也是互联网公司常见的舆情公关手段。

 

对普通职工的舞弊问题,企业往往采取批量公布的方式,但按照动机和反腐通报方式的不同,也可分为2类。

 

第一类,公司自身具有定期公布内部反舞弊结果的公示习惯,按一定时间间隔,将期间内发生的舞弊事件与处理结果向外界宣布。同批次的舞弊员工多由内部监查人员零散发现,彼此并无关联。这一类的代表有美团、京东等在相应公众号上按季度公布员工腐败处理信息的企业。

 

第二类,一线员工可能存在某些普遍使用、心照不宣的舞弊手段,风控部门一旦发现苗头,就会集中整治,查处所有粘连上的人员。其中代表有2018年12月,百度一次性开除55名员工事件。据报道,这55名员工串通出租车司机,获取高于实际交通费用金额的假发票用以报销,赚取差价。

 

当然,如同上述百度55名员工一样,许多基层腐败案件未上升到刑法规制高度,单一个体造成的危害结果也并不巨大,公司往往会倾向于内部处理,如开除员工、警告处分等。因此,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反舞弊工作年度总结只是简单曝光舞弊事由,表示处理完毕,并不公示舞弊行为人的姓名、岗位等详细信息。

 

 

 

运营、业务、采购销售成内控三大重灾区

 

横向而言,舞弊岗位分布充分地体现了互联网企业的特色。116起案例中,运营岗位工作人员共占38项,以33%比重居于所有岗位之首。

 

这主要是因为本次调研覆盖到的腾讯、京东、美团三家企业,旗下有淘宝、天猫、京东商城、美团、饿了么等电子商务产品或平台。为维持稳定的日常交易,大量客服、“小二”、用户增长、品类等运营岗工作者受雇开展工作,而即便是最普通的基层员工,也拥有不少容易滋生贪腐的权限。典型犯案行为有客服受贿篡改商家差评、品质经理受贿滥用审批权限等(如案号为(2020)浙0110刑初302号的淘宝技术运营专员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案,员工收受入驻商家好处,为其放宽入驻审批权限,涉案金额达到60万)。

 

居于第二位的业务岗共统计到20起案件,它代表了互联网企业内控隐患的老生常谈,即业务增长与风险把控的矛盾。

 

创业阶段,为保障企业快速成长占领机会窗口,业务部门往往被赋予了事急从权的尚方宝剑。但是,成功挺过日以作夜的创业期后,公司日常运转势却不可继续任由制度空洞继续存在。因此,业务岗常常是公司反腐败的重点关注对象,且屡试不爽,总能查出问题。前述京东商城水产业务部原负责人严青就是一例(文书编号:(2020)京02刑终47号)。通过暗示而向大闸蟹商家索贿,其涉案金额达到90万。

 

排名第三的采购销售岗是距离第三方合作商最近的对接岗位,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收受贿赂而给予第三方(包括)好处,损害公司利益。由于互联网电子商务对合作商审核较松,采购负责人引进关联公司的操作成功率大大上升;采购高端设备的固定需求也给了采购掺杂水分的空间。这些都是深具互联网经济特点的腐败事件。

 

与中高层腐败问题相关的管理岗、综合互联网企业下属媒体网站的内容推广岗位,主要以索取合作方好处费给予不正当资源倾斜为舞弊手法。技术岗,有破坏公司技术系统或窃取商业秘密等行为。这些岗位在案件分布中分列四、五、六位。互联网公司时时刻刻在创造运用新技术的新岗位,重新定义人才流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模式,但也不得不承担技术反噬时引发的各种新型腐败现象。调查人员必须时刻与新技术跟进,时刻准备迎接新的犯案形式,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互联网公司的主营业务呈现不同的舞弊特色

 

互联网企业依据其核心产品的不同性质,业务组织架构与分布策略会有较大的差别。因此,依照岗位和产品相关业务来看,犯罪手段完全不同,涉案金额也有巨大的差异。

 

下面,举每一种产品的典型代表来说明问题。

 

01

 

电子商务平台

 

以京东商城为例:

 

 

如前所述,电子商务平台中的采购、客服、运维等岗位在多个业务环节有舞弊滋生的空间。在受贿手段上,借款、收礼等变相方法需要重点防范。同时,商家行贿所谋求的利益一般是资源倾斜、品牌引进、运营支持,调查人员可以通过发现不合理的第三方资源匹配结构,发现潜藏的腐败问题。

 

电商案件能明确找到涉案金额的共有七起案件,平均金额高达302万元。

 

02

 

计算机科技、软件产品

 

以腾讯的三个相关公司腾讯计算机(深圳)、腾讯科技(深圳)、腾讯数码(深圳)相关案件为例:

 

腾讯相关案例有2例技术含量较高的犯罪,涉及到虚拟货币;还有4例常规职务舞弊犯罪。这一方面展示了高新科技产品随技术本身的发展,演化出的舞弊行为令人目不暇接,是风控人员的难题;另一方面,内部管控对传统的舞弊行为也不能掉以轻心。五项有具体数额的记录中,两项技术类犯罪涉案金额都是10万左右,而受贿犯罪依然有30万~40万的涉案记录。

 

03

 

文娱产品

 

以阿里系的优酷平台为例,2018年集中涌现了一大批视频编辑受贿事件,均以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罪移送法院审判。

 

 

这一批案件,其案情经过非常一致:行贿人以各种方式联系上舞弊员工,经过协商,员工同意有偿帮助行贿人推广带有隐性广告、特定内容的视频,主要是在员工负责的频道上违规放置推荐链接。受贿金额平均达到3,045,130元,与电商平台不相上下,充分体现内容推广领域的编辑执掌业务大权,因而产生恶性权钱交易。

 

04

 

外卖生活服务产品

 

以美团外卖为代表,犯案类型呈现出一定多样性。

 

 

如图所示,索取商家贿赂、利用后台系统虚构订单获利、破坏服务系统、盗取用户信息四种违法违规行为,在美团相关案件中都有体现。判决结果也印证了一种司法意见,即对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两种,与刑法第253之一条和第266条一致,除退赔损失外,另处罚金。

 

05

 

物流

 

以京东物流、京邦达供应链为例:

 

 

京东方面于2018年批量开除了一系列快递网点负责人,但可能事件严重性不大,因此没有移交警方处理,也无从得知具体数目。而裁判文书网显示了另一部分案件记录,这些职务犯罪人员的经手金额有2例达到10万元左右,1例50万左右,甚至还有1例达到100万以上。

 

上述是本次调研集中度较高、数据量大因而具有分析价值的部分产品和相关舞弊情况。还有一些具有互联网特殊性的舞弊行为,虽然案例较少,但也需要留意。

 

比如,搜索引擎产品技术运营人员收受好处为外部主体删除负面消息(案号:(2017)辽02刑终213号),涉案金额10万元,但案件本身拉出了一个多人涉案的犯罪团伙,应引起各大信息检索公司的警惕。

 

又如,大麦网副总裁秦某,预留演唱会门票私自找其他代理人分销,自己获得分成7万元。(案号:(2018)沪0101刑初307号),虽数额不大,但高管亲自当“黄牛”,令人啼笑皆非之余,也应考虑到同质的舞弊行为,即私扣产品私自分销的职务侵占与受贿结合案件。这方面,还待合规、风控部门进行更多防范性研究。

 

企业个性:是高调行事还是静水流深?

 

互联网企业各自都具有深厚的企业文化,是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近年来,以阳光联盟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内控腐败联合团体纷纷成立,标志着互联网企业将内控也纳入企业战略的一部分。

员工廉洁性是一个与企业价值观息息相关的课题。对失格员工的处理方法,也能体现企业不同的反腐精神取向。下面就此进行简单介绍。

 

1、京东:高调反腐,企业价值观输出

 

 

京东总裁刘强东曾在多个采访中强调自己对企业内部人员廉洁性的重视。他主张,企业内部腐败是“玷污了我的梦想”,与公司价值观不合,因此,“你贪10万,我就是花100万也要把你抓出来”。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京东建立了“廉洁京东”公众号,并成为阳光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京东在2017、2018年分批次公布过一系列内部贪腐行为,很多员工甚至是在岗工作时被调查人员、警方带走,其公众号上也经常十分“硬核”配以员工被当场控制的新闻照片。

 

进入2019年,廉洁京东却不再对外发声。这可能与京东危机舆情公关的工作方针转型有一定联系,但也只能停留在外界的猜测层面。

 

2、阿里巴巴、百度:保持神秘性

 

 

阿里巴巴和百度分别建设有廉正合规部和职业道德委员会两个监察部门,但是,阿里巴巴从未在官方层面上主动对外通报员工腐败事件,百度也选择以内部信的方式对内公示腐败问题,只是流出外部后,倒也爽快承认。一般认为,阿里和百度的内部监察机关都有直属董事会、由企业元老担任负责人、广泛吸收公检法背景从业人员等特征,但具体建制如何、权力范围多大,却是个未知数。

 

3、腾讯:技术岗监察百花齐放

 

 

以游戏、云计算为代表的技术主导产业,还处于萌芽期,因此案件积累不多。腾讯作为较早开展这两方面业务的互联网巨头,有王某买卖虚拟货币案(案号:(2018)粤0305刑初358号 )和肖某受贿案(案号:(2018)粤0305刑初634号 )两例案件,分别覆盖司法空白领域,可见其始终位于行业技术开发前列的自信和时刻防范技术风险的超前意识。

 

4、美团:“内外功兼修”的多面手

 

 

美团(三快公司)以外卖、快运、旅游等为主要运营方向,因此,除常规的内部控制外,还要跟踪骑手、合作商家乃至线下客户钻系统空子的犯罪行为,可谓内外兼顾,武力均衡。比如,加盟商与骑手联合伪造订单骗取补贴款的一起案件(案号:(2019)豫0305刑初505号),涉案金额达近29万,因为数据异常和后台漏洞补完,最终由美团系统监测定位而案发。

 

5、字节跳动:新巨头也有风控烦恼

 

 

2020年初,字节跳动方面贡献不少头条新闻。无论是与欢喜传媒交易的《囧妈》线上观看,还是接手锤子科技,这家孕育了抖音、火山小视频、今日头条等新晋明星产品的公司都在快马加鞭,跃入互联网头部大海。字节跳动可查阅的案件并不太多,仅有6起,但可以想见,随着其业务版图的不断扩张,内部腐败风险也在悄然逼近这艘年轻的互联网巨船。

 

 

 

字节跳动将会如何应对?是否会借鉴上述的既成模式,还是运用崭新的内控思维?这就需要时间给我们答案了。

 

 

总结 

 

毋庸置疑,而今能够持续引领经济新态势的行业非互联网莫属,每当我们习惯了一个崭新的互联网产品进入生活节奏时,下一个更时尚、更贴近需求的产品就已经在门外等上线了。老牌企业如BAT等不失锐意进取之心,新入局的美团、字节跳动等也风头正劲。2017年~2020年上半年的答卷已经完成,犯罪的频率和技术手段交替上升已成定局。互联网公司是否能像他们发明新产品那样,用无限的激情和创造力改变公司内控体系,突破当前高发高额的态势?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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